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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洪｜“边疆科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全解
杨明洪，男，四川南部县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边疆问题、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一、学科建设趋向：走向科学化的中国边疆研究
“西学”传入中国给中国边疆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边疆研究提供新的精神力量。纵观中国边疆研究的长期趋势，中国边疆正在走向科学化的边疆研究。这一趋势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研究对象及其方法逐渐趋于科学化，二是在不断寻求一个学科化的架构与体系，并从“边疆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得到充分反映。科学主义在中国边疆研究中悄然出现是学科发展的曙光。
（一）“边疆科学”的兴起
其一，新老“边政学”及其研究将其研究对象指向边疆。所谓老“边政学”，是指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兴起的“边政学”，而新“边政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讨论“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热潮中兴起的，他们较多地继承了前期的“边政学”，并在不少方面实现突破和进展，但总体上基本思维并没有超出前期的“边政学”。无论是老“边政学”还是新“边政学”，都将其研究对象指向边疆。
其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及其研究将其研究对象指向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前身是中国古代的“舆地学”，但中国当代的边疆史地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而理论、方法上的完备性是“舆地学”所不能比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怎样界定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呢？其基本方法有二：一种办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作为标准，将处于其边缘的区域定义为研究对象；另外一种方法是以清代鼎盛时代的王朝疆域作为标准，将处于其边缘的区域定义为研究对象。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清王朝绝大部分版图，所以，一般将后者视为其研究对象。从这一点上看待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对象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疆。
其三，“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边疆经济学”等及其研究将其研究对象指向边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将其理论和方法向边疆延伸，并形成了相应的“中国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边疆人类学”“边疆经济学”，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法律边疆学”。由于在前期的“边政学”中，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较多地介入其中。中国当代所形成自己这一研究领域，实际上继承20世纪30~40年代的“边政学”，这在“中国边疆政治学”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这3个学科较多介入边疆研究，虽然没有形成像《中国边疆政治学》这样的著作，但这一方面相关学术论文却相当多。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边疆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作业的特殊区域。
由上可以看出，现有学科将其研究视野集中在边疆这一特殊区域，除为其原来的学科开拓了新的领域外，也为作为专业的边疆科学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同时，单独以边疆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长。最初从“中国边疆史地”，到“中国边疆学”，再到“边疆学”。“中国边疆史地”和“中国边疆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文学科而在推进这一学科的理念、理论、方法、术语与工具创新上进展缓慢。虽然“边疆学”最大优势是跳出了学科建设中研究范围仅局限于中国的自我限制，因而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目前讨论中的“边疆学”最大的缺陷是学科的科学化程度受到限制，无法摆脱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纠结，其学科的科学化程度仍然较低。社会科学主要来自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启迪，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与人文学科的分殊。出于对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的科学化程度较低的担心，有学者主张历史学的科学化设想。笔者认为，“边疆学”与“边疆科学”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解决“边疆性质-边疆意识-边疆体系-边疆治理”及其一般发展规律问题，侧重跳出中国的边疆治理实践而从一般意义上讨论边疆问题，而后者是对具体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技术分析，侧重于“边疆学”的科学化。如此一来，可以将“边疆科学”理解为以揭示维护国家的边疆利益为研究目的，应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对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力求客观地描述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的本来面目及细节，从而使得边疆研究精确化。
当前，中国边疆研究看似杂乱无章，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边疆科学”逐渐从3个维度发展：一是“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的分异明显出现，这一分化为“边疆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专业边疆科学”与“专业中的边疆科学”的区别呈现出来，这为“边疆科学”知识体系深化开启了大门；三是边疆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分野显露出来，这为“边疆科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创造了条件。这3个方面便构成了“边疆科学”的知识体系。后文详述，此不赘述。在当今学科丛林中，如像“边疆科学”这样的新学科便是这样生长和发展的。
（二）“边疆科学”的发展
“边政学”的提出是“边疆科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1941~1942年，杨成志和吴文藻分别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和《边政学发凡》奠定当时的“边政学”研究基础。前者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边政研究的若干领域作出了论述，包括边疆含义、边疆问题、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教育、边疆调查、边疆干部、边疆文献、边民博物馆和边疆政治等10个方面，将其串联起来即可初步回答边政学的基本要素和理论框架。后者主张这一学科要贯穿人类学与政治学。他们所论及的“边政学”，不只是边疆政治，凡是边疆这一区域存在的问题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这些论述与当时《边政公论》和“中国边政学会”以及中央大学、西北大学设立的“边政系”共同推动“边政学”兴起和发展有密切关系，又与当时全国抗战的形势与“西学”传入中国有密切关系。
“中国边疆学”的提出是“边疆科学”发展史的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间，学界对边疆研究的兴趣较少。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对边疆研究的兴趣开始上升。最明显的是，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开放性研究机构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视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根据马大正的回忆，这个研究机构计划编写一本《中国边疆学概论》，意即希望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然而，除邢玉林和马大正各自发表一篇文章外，“可惜此项目因未能按时结项而最终撤项，《中国边疆学概论》只存书名而未能成书”。尽管2012年《中国边疆学概论》出版，但学界仍然感觉距离本学科的理想范式有较大差距，“中国边疆学”的建构仍然在路上。
“边疆科学”发展史上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升格为中国边疆研究所。之所以它被称为标志性事件，是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机构更名问题，而是“中国边疆学”需要而且已经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走出来，在机构建设和学科建设两个层面实现了突破。更名后，举措更加坚实：一是这个机构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之外出版了《中国边疆学》集刊，二是出自这个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纷纷发表论文论述“中国边疆学”及其“三大体系”建设问题。此外，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发表了包含“中国边疆学”为主题的论文。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阶段，学界提出了构建一般“边疆学”的设想。“边疆科学”是前期学界讨论的一般边疆学概念的转化，也是对其科学性追求的结果。
二、“边疆科学”的知识体系
（一）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
如图1所示，从知识体系看，“边疆科学”主要以政治学、地理学、民族学、历史学以及（某一）领域知识为理论基础，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边疆科学”的基础理论，将这两方面与具体专业领域结合起来，形成专业中的“边疆科学”；而将基础理论、指向“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对专业中的“边疆科学”的共性研究归向“专业边疆科学”。同时，从其与实践的远近关系，“边疆科学”分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但某项具体研究处于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连线上的某一个点。
1.“边疆科学”的基础理论
（1）疆域的形成。疆域的确定是边疆确立的前提。有学者认为，西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的主权国家理论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大致在同一时期，主权国家理论和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构成异曲同工，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和欧洲主权国家的出现都是从传统国家发展为主权国家，由此认为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更为恰当和科学。一国疆域的形成和演化有复杂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解释历史上的疆域与解释当前的疆域是有较大区别的。无论如何，疆域与边界、边境、边疆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且都是基础性概念。
（2）边疆的本质与特征。边疆的本质与特征不能分开进行讨论，也是“边疆科学”基础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几乎涉及边疆研究的每一个概念、范畴和命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此问题相联系。“边疆”概念的相邻概念还包括“边界”“边境”“中国边疆”等概念。马大正先生多次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他反复界定这几个概念，猜测其目的，一是阐述自己对边疆本质和特征的认识，二是希望学界接受他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便于形成共识，以此持续推进“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值得重视的是，不少学者讨论的是“中国边疆”的本质和特征，而另外一些学者讨论的则是一般“边疆”的本质和特征，超乎具体的国家。这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而进行的。与此相联系，“边疆性”的探讨成为一个重点。
（3）边疆类型。分类标准是边疆分类的前提。寻找标准有一定难度，学术界对分类做得较少。标准难以确定又与人们对边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理解出现较大差异有关。例如，金晓哲认为，政治边疆是从国家政治尤其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维护角度进行的界定，按照国家主权的发展，政治边疆又可以划分为领土边疆和利益边疆；文化边疆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边疆定义，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那些与该国主体民族存在着明显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区；托居边疆是从区域发展程度进行的边疆界定，是与人们对未托居或极少量托居的土地进行的居住地扩张联系在一起。针对“中国边疆”，根据中国陆地边疆的地理、经济和人文等方面的对比特别是结合地缘政治的视角,可以把中国陆地边疆的类型大致划分为西南边疆、西北边疆、北部边疆和东北边疆。
（4）边疆结构。不同视角下的边疆结构呈现出来的特征不一样。从“边界”对边疆结构的塑造来看，一般是“边界”将两个相邻国家的疆域分隔开来，这样的边疆是单一性结构。两条及其以上的“边界”塑造的边疆结构，也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情形下，3个及其以上的国家相邻造就这样的边疆结构。这样的边疆结构较为复杂。郭荣星将内陆湖泊作为多个国家“边界”的交汇点，按照他的说法，地中海作为沿岸国家“边界”交汇点，则使得这些沿岸国家边疆结构最为复杂，里海沿岸国家的边疆结构也较为复杂。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尚未得到普遍认同。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形态视角考察，与国家腹地相比，其结构可分为同质边疆和异质边疆，在中国陆路边疆地带通常与内地在经济文化上呈现异质性，也有将其分为主边疆带和次边疆带。
（5）边疆治理。边疆治理是边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周平认为，“国家或者中央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动员和调配国家资源及其他社会资源，主动应对突出的边疆问题的过程，就形成国家的边疆治理。”边疆治理问题界定是前提。边疆治理问题具体化为处理边疆与腹地的关系问题和国家政治在边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落地问题。其主题是解决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边疆治理被纳入国家治理之中这一变化意味着边疆科学中所关注的主要矛盾和思维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兼具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规律探索以及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相关理念、理论、制度和工具的研究多半属于理论研究，而针对现实研究边疆治理对策的则属于应用研究。
（6）边疆战略。边疆战略研究是“边疆科学”中的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不仅仅是单纯的应用研究成果，而且，受到“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熏陶而在理论研究中也常常表现出较强的对策研究，其中不少涉及边疆战略。例如，孙勇出版的两部著作都具有明显的边疆战略研究取向。当前，边疆战略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党中央的边疆战略思想进行理论阐述，丰富党中央的治边思想；二是对中国边疆治理战略进行综合研究，阐释未来边疆战略选择的学术观点。
（7）边疆政策。边疆治理方略确定之后，国家会制定边疆政策、对相关政策实施效果评估以及对其改进，由此边疆政策研究成为“边疆科学”的主要使命之一，也是“边疆科学”区别于边疆史地研究等学科的重要区别。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不同的是，“边疆科学”将多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性政策和专项政策研究体系。边疆政策开发能力也是边疆科研究学者的主要竞争力之源。当然，竞争性的双向市场形成是必要的前提。因此，“边疆科学”的研究目的之一是提升自己的政策开发能力。
2.“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
从现有研究的文献看出，“边疆科学”是一门以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和领域知识为理论基础的新兴交叉学科。
（1）地理学。学界认识到“中国边疆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是一个连接中国腹地与边界及邻国的地理空间。”无论什么形态的边疆，均是在“空间”“区域”“地域”等概念的关照下，而且在现代国家中，边疆包含着特定国家属性的人类活动，人地关系在这一特定地理空间有实质意义。地理学是区域科学的基础，因而区域科学成为“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边疆是作为国家空间的一部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活动具有空间分布特点，又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包括研究国家的领土疆界、首都、行政区划等政治现象，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并着重分析政治区域之结构及功能与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为理解边疆的结构、功能及其与国家以及国家的其他区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知识，进而成为“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
（2）政治学。在一个国家的版图空间中，边疆有着特殊的空间属性。国家版图的边缘地带成为国家政治运作的中心，相邻国家之间的关系常常转化为边疆地带的政治运作。地缘政治学关注地理因素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影响，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依据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者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以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从“海权论”到“陆权论”，再到“空权论”和“太空权论”，都强调对海、陆、空、天等特定空间以及战略交通要道和重要地理节点的控制。后来的“边缘地带理论”和“大棋局”都强调对“边缘战略支点”的控制。从这一点看，边疆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属性。反过来，“边疆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离开了地缘政治学及其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简直无法想象。因此，“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地缘政治学。
（3）民族学。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科。它是外来学科，在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称为“社会人类学”，在美国等国家称为“文化人类学”。中国的边疆地区绝大部分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学学者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有非常强的适应性，而且中国民族学学者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有非常长的历史，民国时期兴起的“边政学”也是由民族学打头阵。如果离开了民族学提供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来建构“边疆科学”，这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民族学是“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
（4）历史学。任何一个国家边疆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过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形成和演化有较大差异，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对中国疆域和边疆的形成、演化历史提供相当深刻的理解。甚至中国当代治理边疆也不能不对其历史有深刻研究才能增强其效能。此外，维护国家的边疆利益，也需要中国边疆史的深入研究。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制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成为殖民掠夺对象。现代化对中国的国家形成巨大冲击，中国古代边疆形态转入现代边疆形态。因此，历史学是“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
（5）领域知识。边疆属于国家的特殊区域，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包罗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既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涉及国际关系，还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涉及这些方面的各领域专业性知识也是“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些领域知识与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对“边疆科学”来讲，前者为构建“边疆科学”提供了领域性的知识，是“专业中的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后者为构建“边疆科学”提供了根本性的知识，是“专业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上述这些理论之所以被视为是“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它需要更多从这些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中吸取思想营养，再结合“边疆科学”的研究对象来构建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人们形成的共识是，单独地依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二）“专业边疆科学”与“专业中的边疆科学”
“专业边疆科学”是“边疆科学”以独立学科形式存在的必要依据。这种存在使得“边疆科学”成为与其他传统学科如政治学、地理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并列的一门新兴科学，虽然“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来自这些学科。“边疆科学”应该有其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学界形成的共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3个基本要素：一是独特的研究对象或者研究领域，二是成体系的理论；三是有该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独特的研究对象，认识这一专有的研究对象必然在长期的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学科发展是一个基于某种特定目标的建构过程。只要特定研究对象客观存在，同时认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需求出现和上升，这一学科必然会出现和发展。“边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没有多少异议。争议的是是否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信息边疆”“网络边疆”等属于“无形边疆”以及“太空边疆（高边疆）”“底土边疆（低下边疆）”等远离传统的“领土边疆”或者“地理边疆”“国土边疆”等非常态边疆纳入“边疆科学”的研究对象。目前两派意见，没有相互妥协的迹象。但无论如何，各派都主张“边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清晰的，只有在其范围上的“宽”与“窄”区分。
“专业中的边疆科学”是指依存于某一专业领域中的边疆研究，其特点是与所属专业的耦合度较高，难以直接移植到另一个专业领域，如边疆史地、边疆经济学、边疆社会学、边疆人类学、边疆旅游学、边疆政治学、边疆教育学和大数据边疆等。因为知识的专业化生产使得学科细分是一个趋势。“专业中的边疆科学”是一个客观的学术现象，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方面，从学科本义来讲，学科出现是人类知识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需要整体性研究；另一方面，某一个学科的发展也需要不断拓展其空间，将某一个如政治学相关知识应用拓展至边疆这一独特研究对象，并形成边疆政治学。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学科交叉发生的规模越来越大，学科之间的交叉作业频率也越来越快，从而“专业中的边疆科学”将越来越显著，这是“边疆科学”未来发展趋势。
同时，“专业边疆科学”与“专业中的边疆科学”也有密切联系。首先，“专业边疆科学”聚集了不同专业中边疆科学的共性理念、理论、方法、术语与工具。如果没有这些共性的存在，“边疆科学”无法立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要促进“边疆科学”发展，需要开发共性化的理念、理论、方法、术语与工具，这需要学界朝着这方面努力。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必要的妥协，对需要共性化的方法与工具进行适应性研究。其次，“专业中的边疆科学”代表的是不同专业中对“边疆科学”的差异性认识和区别化应用。这些差异性认识和区别化应用的出现完全是学科差异造成的，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是不同的，应该合理地看待这些差异。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相互尊重是必要的前提，包容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最后，相对于“专业中的边疆科学”，“专业边疆科学”更具有共性和可移植性，并为不同专业中的“边疆科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前提决定了将“专业边疆科学”那些共性化的理念、理论、方法、术语与工具向“专业中的边疆科学”推广。这是“专业中的边疆科学”接受“专业边疆科学”理论指导与方法赋予的过程。
（三）边疆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中国边疆学概论》
三、“边疆科学”的研究热点
（一）“边疆科学”的外围问题仍为研究热点
1. 维护国家边疆利益的挑战及边疆科学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与周边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需要，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得到持续提升，但边疆问题显得突出，发展、稳定和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不少学者认识到，构建一个独立的“边疆科学”或者类似的学科对于维护国家边疆利益能够起到独特的作用，为此亟待一门新的学科——“边疆科学”，并对中国边疆历史和现状中的新问题和新思路进行系统研究。
2. “中国边疆学”学科归属。众多学者就“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当国家提出建设“新文科”任务之后，不少学者开始使用“新文科”的思维尝试探讨“中国边疆学”。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学科建设，但在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上没有形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讨论学科性质归属问题实际上没有进展。造成对学科归属难以形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现有学者的“学科本位”，即他们受限于过去长期从事的学科专业从而轻易地将“边疆科学”归属到他们长期从事的学科之下，而对学科建设与学科目录设置的运作机制不熟悉也是一个客观原因。
3. “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之设想。占据主导的观点是，“中国边疆学”是对“中国边疆史地”和“中国政治学”的继承与创新。一方面“边疆科学”作为新的研究方向，进一步拓展了“中国边疆史地”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边疆科学不仅继承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政治学等基础理论，而且对其进行了创新与发展，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4. 边疆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与学界研讨怎样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同时，“边疆科学”领域人才培养目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和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招收博士研究生，强化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在国务院颁布的学位授权点目录中没有将“中国边疆学”单列，各培养单位均是在现有学科点下自主设立二级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涉及3个主题：边疆科学课程的建设、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学科型人才培养。从总体上看，边疆科学的人才培养目的并不是边疆建设者，而是培养具有中国边疆知识的学术研究人才。
（二）“专业边疆科学研究”中相对热门话题
1.边疆的性质与特征问题。边疆具有国家属性，进而言之，边疆具有政治属性。边疆具有二重性，即它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这两者又在边疆中处于对立统一关系,并因国家形态和边疆本身形态而出现强弱演化趋势。边疆的属性与特征是有区别的，“边疆属性”与“边疆性”是将一般边疆的属性与“中国边疆”的属性区别开来,不能用“中国边疆”的概念去简单地替代一般意义上的“边疆”概念,更不能用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概念去概括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属性”。二者有重要区别,“边疆属性”是指边疆的本质,而“边疆性”则是边疆的特征。同时，“边疆属性”和特征在历史和当代也是有别的。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会随着王朝的更替、统一与分裂的政治形势变化而处于动态状态下的话，那么政治边疆相对稳定以及复归一同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边疆与文化边疆的形成与确立。相对治国理政来讲，边疆的地方空间性质决定了其发展、稳定和安全首先表现为地方性或者地域性的。然而，不同于国家的非边疆地带，边疆地带的发展、稳定与安全与国家的发展、稳定和安全紧密关联。学界对边疆的本质和特征研究做得较多。
2. 边疆的发展、稳定与安全及其协调问题。发展、稳定和安全及其协调是对边疆状态的科学描述，是国家的边疆战略目标追求。这些目标一般纳入国家的治理目标规划之中，也纳入边疆治理现代化之中。同时，发展、稳定和安全也是边疆治理及其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无论是单纯实施边疆发展、边疆稳定和边疆安全的政策，还是综合地实施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政策，都为边疆治理及其现代化所需要。
3. 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外来影响问题。从根本上取决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深刻地影响着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如此看似简单的国际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世界体系、国际体系以及这些体系动态变化对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深刻影响。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沿着边界解决与相邻国家的关系。由于国际关系相当复杂，即使一些国家并不在边界线与中国相邻，但复杂的国际关系也会常常映射在边疆问题上，由此也会间接地影响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如果边界线两侧国家处于对抗性的国际关系之中，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者虽然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处于战略竞争关系中而在重大政策上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这种状态对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产生不利甚至是严重不利影响；相反，如果边界线两侧的国家有着友好关系，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问题则能够有良好的外部条件。
4. 作为特殊区域的边疆区际关系问题。从国家领域的组成部分来看，边疆是领土疆域的组成部分。相对于非边疆地区来讲，因边疆是邻国接壤的地带，由此它和国家的外交活动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多重区际关系。一是边疆与非边疆关系，即边疆与腹地（中心）的互动协同问题。在中国，除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开放交流外，还有对口支援等经济关系。事实上，对口支援构成中国特色的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关系。二是边疆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边疆分为陆疆和海疆。从陆疆来看，中国陆路边界线长达2.28万公里，与周边14个国家相关，拥有边界线的省区总面积有37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8.5%。从海疆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和我国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陆疆和海疆之间有着不同的问题，历史上有所谓“塞防与海防之争”，而当今也分别面临不同的特性。在陆路边疆中，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甘肃仅有一小段边境线，也有较多少数民族居住在这一省；东北三省在清代为“龙兴之地”禁止开发，后在“闯关东”人口移民运动中汉族逐渐占据多数。由此陆路边疆可分为边疆民族地区和一般边疆地区。在中央的治边中，对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有其单独的机制和平台，足见中国边疆内地的区际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
5. 央地关系中的边疆治理问题。相对于外交来讲，边疆治理是国家的内政。边疆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历来是一国政治建制的重要内容，而从权力配置角度可以分为中央集权型和分权型两种。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绝大多数现代国家的诞生不一样，现代中国基本上保留它在帝国时代的疆域版图，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则从这个或者那个帝国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建国的。“中国”本身是一个历史演化的结果。“中国”原出华夏，华夏孕育了“中国”，又被不断扩大的“中国”所超越，直到晚清，“大中国”疆域最终确立，并与外部世界加以界分。这样一来，晚清帝国的边疆被明确地界定在“大中国”之内和华夏文化区域之外的“四裔”所居之地。近代以来，中国开启了现代国家构建，自然无法回避这一历史过程和现实基础。因为陆路边疆地带常常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如何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中央的关系，在民国时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在正确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那就是民族区域自治这条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强调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一方面实行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先后建立内蒙古、新疆、宁夏、西藏、广西五自治区以及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在这一逻辑下，边疆治理的央地关系处理便转化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6. 边疆经济合作。边界两侧的国家通常也会在边疆地带实施权力博弈，而现实中跨界的经济合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发生在边疆地带的权力博弈和合作同时存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境经济合作区等问题最明显地反映现有“边疆科学”的理论无法给出完美解释。地缘政治分析的理论关注地缘政治空间扩张和利用争夺，强调的是权力扩张和控制，而区域一体化理论并不强调权力的扩张，而重视权力的让渡和客观转移，以换取边疆地区的利益。这两种理论范式都无法解释发生在边疆地带的各种现实。
从问题归类的角度，上述第二、三、四、五、六方面的问题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纵向的边疆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边疆关系问题。横向的关系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推进而更加受重视。
（三）“专业中的边疆科学”研究的相对热门话题
1. 历史学中的边疆研究。传统的边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疆域的演变、边疆政策、治边思想和机构设置等基本问题，并涉及边疆社会生活、边疆开发、边疆战乱等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发表这方面成果的阵地，而这一期刊分布的征文启事是“举凡边疆理论、历代疆域、边疆民族、边疆开发、边疆外交、边疆政教、治边政策、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近代边界变迁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均在本刊选稿范围之内”。这大体反映中国当代边疆史地研究的研究热点。基于所谓“历史上”边疆概念的涵义来解释“中国边疆学”中的“边疆”，仍然是历史材料的罗列加想象描述。这样依然不能在“中国边疆学”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反而增加了“边疆”的复杂性，历史学中的边疆研究涉及很多极其敏感的问题，也涉及西方概念和理论对历史上边疆研究的影响问题，因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三大体系”本身也需要优化，并需要廓清它与“中国边疆学”“边疆学”“边疆科学”之间的关系。
2. 政治学中的边疆研究。学界分别出版的《中国边疆政治学》,显示了学界在这一领域以及在“中国边疆政治学”建构上的持续探索,同时也说明了在“中国边疆政治学”所遇到困难与可开拓的空间。从整个边疆研究来看,之所以从边疆政治学出发来推进边疆学,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传统边疆史地研究极大限制了边疆研究的内容与视野;其二,中国边疆历史发展政治性以及与当代政治学学科的亲缘性与解释力。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政治学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边疆治理问题上，这方面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两个亲缘性较强的学科均关注“边疆治理”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中国边疆治理的内涵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边疆战略分析、中国边疆治理方略和中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将边疆治理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研究推进的意义和路径选择成为研究的热点。
3. 民族学中的边疆研究。民族学对边疆研究的关注在20世纪30~40年代达到相当高度。有学者认为，中国边疆地区是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散居区域,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边疆研究的诸多重要内容都涉及民族研究的相关议题，而地理、文化和学科旨趣的多重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边疆学的构建与民族学的紧密关系。近年来，民族学将视野放在边疆，不少学者希望构建边疆民族学，利用人类学的方法调查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成果也非常多。之所以民族学界对边疆研究相对多，主要由于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多半是重叠的，这些问题及其研究面向是趋同的。
4. 地理学中的边疆研究。地理学对边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之中，当前西方政治地理学对边疆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两个：一是批判视角下的身份建构，二是边界与跨境合作。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以西方为主的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学说为中国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基础。目前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困惑乃至两难。一方面,过度依赖西方研究框架和理论为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了一定风险;另一方面,在对西方研究保持谨慎态度的同时不能走向封闭乃至仇外的极端态度,破除“唯西方论”的同时不能走进“中国特殊论”的陷阱。对西方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发展的借鉴与反思,取得了初步的共识。国家转型将直接的物质利益和抽象利益叠加诉诸政治权力主体,而国家利益外溢和全球化的深入呼唤着治理空间的转向。从国内层面来看,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关注政治地理空间的社会属性,深入探讨空间生产带来的正义问题、权力-权利问题、秩序问题是实现国家治理全面性和精准性的本质要求。从国际层面再看,国家发展应有自己的利益边疆。既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吸取外部先进经验,更要参与构建世界体系,贡献于本国世界治理方案,不断适应国家利益形态的空间转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地理空间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向。
5. 经济学中的边疆研究。经济学对边疆的关注文献非常多。国际贸易研究中的重力模型对“边界效应”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边疆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边疆经济与非边疆经济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主要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非边疆经济的内在逻辑，而决定这一内在逻辑则完全来自边疆的特性和边疆所面临的特殊情境。边疆经济研究主要包括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等内容。阐释边疆经济的重要方式是分别阐释经济性、制度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等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机理。相对独立考察这些因素对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影响，便形成边疆经济的阐释维度。经济因素是影响边疆地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历史因素也是一项基本性因素，影响边疆经济的问题常常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政治性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有时它成为第一位的影响因素；至于制度性因素，多半是历史因素的伴生物，边疆较非边疆的特殊历史对边疆地区的制度创新以及实现制度创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有着重要影响，但制度性因素毕竟还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性因素。这方面有两个方向：一是边疆国土空间开发，二是边境冲突而形成的冲突经济。此外，也有学者关注边疆的社会结构，由此来构建边疆经济学。
6. 大数据中的边疆研究。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时代，传统学科要经历大数据时代的洗礼，而新兴学科也要与这一时代保持步调一致。事实上，大数据的技术和方法向边疆研究渗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GIS在边疆治理中的应用上升速度非常快。作为一门高度渗透性的学科，数据科学兴起不过10年左右的时间，虽然目前还看不出对边疆研究的影响，但可以预见大数据时代的边疆研究将成为新的热点，值得重视。
四、“边疆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路径选择
（一）“边疆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整体上讲，“边疆科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可以总结为：
一是思维模式的多样化成为当前“边疆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思维模式的多样化主要体现在对一般边疆的研究与对中国边疆的研究的分野出现以及其与传统的知识范式并存。同时，研究范式的对撞是当前“边疆科学”研究的另外一个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范式属于人文学科，而不少学者将“边疆科学”的学术范式置于社会科学之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也有不少差异，思维模式的多样化和研究范式的变迁对“边疆科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专业中的边疆科学”成为研究热点。伴随着对“边疆科学”构建的进程，各专业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解决新兴“边疆科学”与传统知识之间的矛盾，即人们对边疆的属性的认识已经变了，但知识没有更新，各学科中的传统知识无法解决“边疆科学”带来的新问题。边疆研究成为各学科领域研究的新方向，“专业中的边疆科学”成为相关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是“专业边疆科学”成为研究难点。“专业中的边疆科学”从不同专业视角解读“边疆科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存在研究兴趣点差异，也存在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差异性，甚至可能出现概念、范畴和理论相互重叠与冲突的现象。如何在分散于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共性问题和通用结论的基础上提炼成一门新的学科即“专业边疆科学”，对相关概念、范畴和理论进行集成化开发，进而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是“边疆科学”未来的难点。
四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得益彰成为终极问题。“边疆科学”的构建目标是维护国家的边疆利益，因而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现有研究偏重于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彼此脱节的现象比较突出。“边疆科学”构建中要实现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二）“边疆科学”研究的未来路径选择
二是将解释边疆问题和现象作为“边疆科学”的主要任务。之所以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存在，主要是因为边疆有其具体的问题和现象。“边疆科学”的研究责任在于解决边疆问题和解释边疆现象，即解释边疆问题的成因及其背后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边疆科学”更加关注“对过去的解释水平”，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强调的是“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是什么？”而不是“现在能为未来做什么？”当然，作出这样的强调并不是回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从这一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边疆科学”中重视解释过去的另一个现实基础在于“人们往往同时希望发现规律和发现原因”，不是刻意去排列出“发现规律”和“发现原因”的先后次序。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边疆科学”的研究范式主要提倡的是假设演绎研究范式，即先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采用各种研究设计和演绎分析方法论证研究假设成立与否。证实与证伪是其基本思路。一个好的“研究假设”的提出需要研究者的特有素质，包括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这种研究方法是建立因果关系，也是知识创造范式。
三是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明确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未形成共识，因而使得缺乏学科建设的方向感、方位感。以“新文科”建设作为中国边疆学定位。中国边疆史地这一学科虽然是中国边疆学的“源头”，但从中国边疆学发展和演化的历程来看，多种学科不断加入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之中。如此，中国边疆学本身一直处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生长的环境之中，顺势将中国边疆学定位为“交叉学科”，争取下一轮学科目录调整时进入“交叉学科”行列。这是中国边疆学适应“新文科”建设的先天优势。在这个前提下，一是尽快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形成共识，学术共同体可颁发相关倡议，并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更新，以此引导学界在此范围内探索；二是鼓励多学科对这些研究对象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研究，打破学科堡垒，促进新技术革命所产生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
四是以增强“三大体系”建设自觉性为抓手强化中国边疆学学术共同体建设。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主体是科研工作者，他们才是知识的生产者。“边疆科学”建设除了需要国家学科规划等部门对之已经有一些支持，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其他基金更多地支持新办相关期刊、出版著作或支持现有期刊刊发高水平论文等。这些仍然不够，因为学科建设主要是学术界自身要努力，学者是“边疆科学”建设的主体，其努力程度决定着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学科的前途命运。学者的主体性是来自每一个学者内心深处对这一学科的情感。发挥学者主体性最主要的办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平等的学术讨论中促进学术力量的创新，以创新驱动更多学理性思考，并推动“三大体系”完善。无论是增强学者的主体性，还是维护知识生产的良性环境，都需要系列化的载体和平台。抗战时期，边疆研究蔚然成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种学术共同体建设起到了先导作用。在新时代，启动全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协会势在必行。
五、结 语
缘于有自己的独特研究对象，加上时代的需求，边疆科学是一门极其特殊的新兴交叉学科，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新特征。从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来看，经历了“舆地学”，到“中国边疆史地”，再到“中国边疆学”，在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构建一般“边疆学”。“中国边疆学”与一般“边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边疆学”可能是终极目标。为了避免构建一般“边疆学”出现非科学化问题，构建“边疆科学”便被提升议事日程。从知识体系来看，“边疆科学”有自己的学科边界和发展历史，也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作为“专业边疆科学”与“专业中的边疆科学”是有差异的，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分野已经出现，并在未来发展中将更加凸显这样的特征。上述诸多方面形成了正在构建中的“边疆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因此，边疆科学的研究不能简单照搬传统学科的经验，也不能忽视传统学科的经验，必须更加尊重其特殊使命和属性。
（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END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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